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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k Remedies ·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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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西化管理限制中医正常发展

Miscellaneous
中医常识 · Folk remedy

据新华社电(记者刘璐璐)在现行医疗理念与制度下,中医的诊病、治病与验效,中药新药的开发、评审与推广,基本采用西医标准来判定,而实际上中医的精髓和技能却与西医有显著的区别,不可同日而语。一些医学专家认为,在一些现行的具体法律法规和医疗行政管理制度上,许多方面全面的西医化限制了中医的正常发展。

“按《执业医师法》规定,必须有4年以上医学院校学历者,方能参加执业医生资格考试,且考试所考内容近一半考的是西医。”口碑颇好的医生翟景春对此很无奈。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中医药界大量的医师无此学历、也没有接受过正规西医教育,不少人是学徒出身,许多人即便有水平也拿不到行医资格,若行医即属非法。

湖南中医管理局副局长李国忠说,因为各界反映强烈,2001年卫生部组织一次“特殊”考试,解决具有特殊技能的民间中医的资格问题,当时湖南有200人通过了考试,但对于散落在民间的其他医生,以后这样的机会恐怕很难再有。

中药店坐堂医师制和中医个人行医是我国几千年的传统,非常方便就医,符合老百姓看病习惯,但现行医疗规定不允许医师坐堂行医,全国已经停止批准新设置个人医师门诊。

李国忠说,临床自制中药是中医师的基本技能,民间中医的秘方均是自制药,但现行医疗制度严格限制使用自制配药,若擅自自制配药,将以非法制售药物之名受到制裁。中国社会经济调查研究中心的陈永杰将此方面中西医的不同待遇作了对比:因西医有抢救死亡责任标准,中医无此标准,所以在现行规定中,中医大夫在用中医药急救中若出现死亡,属于非法,将追究法律责任;而西医按西医方法急救出现死亡,不负任何责任。陈永杰指出,这点严重限制了中医大夫抢救病人的积极性,也使一些行之有效的传统中医急救方法基本消亡殆尽。

李国忠解释说,这是因为现行的医疗纠纷处理规定中,没有对于中药医疗事故的鉴定方法,在无法鉴定的条件下只能是出现事故就为违法行为。

此外,据陈永杰介绍,正在制定的《医疗机构制剂审批管理办法(试行)》中规定:“发生灾情、疫情、突发性事件或者临床急需市场没有供应的特殊情况下,医疗机构的制剂可以在指定的医疗机构之间调剂使用”;同时又规定:“中药制剂一般不得调剂使用”。

据了解,现行中药新药评审办法,所需文件及标准统统参照西药制定,包括已列入《药典》里的一些中药,其说明也要采用西医说法。《医药经济研究》第十四期对此评价为:这种做法使许多中医大夫无法按照中医辨证施药的理论据其功能主治使用药物。

据各界专家反映:中医院校教育制度、中医治疗收费制度、中药价格制度、中医科研评审制度等等,许多方面实际上都限制了中医药的正常发展。

No.4771
七

七十年以前的废止中医风波

⚠ Toxic herbs Miscellaneous
中医常识 · Folk remedy

在今天的中国甚至世界,恐怕不会有什么人提出要废止中医,如果真的有人说这样的话,那么大家即使不认为他是精神病,也只当是酒后胡言。然而,在70年前的中国,这样的议论却是家常便饭,时常在报刊上露面,一干五四精英类似的鼓噪,了解那段历史的人,肯定有所耳闻,即使不了解,稍微熟悉一点鲁迅的,从他对中医那深恶痛绝的态度,大概可以推测,在那个时代,中医在这些精英眼里是个什么形象。不过,连我这个学近现代思想史专业的人,也决没有想到,在五四过去十年的时候,这种废止中医的书生议论,居然被刚刚获得政权的国民政府打算付诸实行,从而惹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乱子。

在1928-29年间,刚刚定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其实并不完全像我们的党史和现代史教科书说的那样,丧尽人心,分崩离析,至少中产阶级和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对之还是充满期待的,而这个政府也是蛮想有所作为的,只是政府中人的作为,依然像当年火烧赵家楼的学生小子一样,未免有几分毛手毛脚,废止中医之举就是一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29年初,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卫生部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中央卫生会议,名曰全国会议,实际上参加者只限于各个通商大埠的医院(西医)的院长、著名医生和少量的卫生行政人员。在1929年那个时候,中国的西医比起大清国那阵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虽说内部派系纷乱,跟英国人学的叫英医、德国的叫德医、意大利的叫意(义)医,各守家法,互不相能。但大家对付起中医来,却是同仇敌忾,换言之,中西医之间的敌意甚深。在这样的气氛下,由清一色的西医人士参加的中央卫生会议自然对中医没什么好脸色,会上废止中医的呼声甚嚣尘上,结果是通过了一个旧医登记案,规定所有未满50岁从业未满20年的旧医(中医)从业者,均须经卫生部门重新登记,接受补充教育,考核合格,由卫生部门给予执照,方才准许营业。而50岁以上的中医,营业对象也有限制,且不许宣传中医,不许开设中医学校。在这里,有四个重要角色是不能不提的,两个是论战双方的主角,一个叫余岩,系当时的名医,有过留日的经历,旧医登记案就是他提出的。一个叫陈存仁,系当时上海的名中医,著名的《中国药学大辞典》的编撰者。还有一个是帮腔的,名叫褚民谊,此公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曾经留学日本和法国,系政界学界与商界的活跃人士,时兼上海医师公会(专属西医)监察委员,据说是此次会议的推动者之一,此公后来入了汪精卫的幕中一并做了汉奸,所以后来陈存仁将账都算在了他的头上。最后一位要算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此公系冯玉祥夹袋中的人物,于西医中医概无所知,仅仅由于是北伐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家分肥,冯分得卫生部,所以薛大人得以做部长,他虽然也算是新学堂出身,比起前两位来,却土多了,不过,此公虽土,号称于中西医两不相袒,但从他事件前后的言论看,屁股却明显地坐在了西医或者说科学一边。

在中西医势同水火的情势下,由西医主导的卫生部门来考核登记中医,结果不问可知,事实上等于断了50岁以下中医的命脉,砸了他们的饭碗,而且,议案行文,很明确地提出要废止中医,登记只是一种废止的过渡办法。故尔此议一出,举国歧黄之徒为之哗然。于是由感染了民主之风的上海中医挑头,全国中医界发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请愿抗议活动,一时间,沪上报馆中西医互打笔仗,南京政府机关中医请愿、请饭、游说军政要人,再加上工商学各界添乱式的两下声援,真是闹煞了国人,喜坏了报人(报纸销路大增)。结果是旧医登记案不再执行,大家不了了之,中医照旧把脉,而民(医)愤甚大的始作俑者也好官照做,接着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打了起来,大家一起去关注战事,看下段新武戏,将这段文戏忘了个干净。

跟中国所有的一时谁也吃不下谁的争论的双方一样,名称之争是吵架的重要一环,双方都免不了要互赐恶谥,在中西医吵起来之前,军阀们已经集体打了十几年乱哄哄的电报仗。医界是悬壶济世的,故尔还比较客气,西医称中医为旧医,称自己为新医,而中医则自称国医,不承认西医是新医,偏叫他们西医甚至洋医。跟军阀们官匪、正邪之类的互詈有所不同的是,中西医之间相互掷来掷去的四顶帽子,新旧、国西,恰恰点明了这场风波所蕴的思想史内涵。自从国门被打开之后,中西文化之争,随着中学的节节败退,不知不觉之间从华夷之争变成中西之争,最后又变成了新旧之争,显然,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此消彼长,前面华夷语境里的褒贬,到了新旧语境中,不仅仅褒贬颠倒了过来,而且有了进化论意义的肯定与否定,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更具有杀伤力,或者说慑服力。

我们看到,此次中医的存废之争,又一次成了新文化运动时很热闹的科学与迷信之争,只是,这次的科学与迷信论争,双方的立论却没有本质的不同。西医攻击中医不科学,自在情理之中,他们将中医的阴阳二气、五行生克、经络脉案等等统统打入张天师胡大仙一党,旧医登记案的提议者余岩干脆称中医为依神道而敛财之辈。由于自恃有生理解剖、化学、物理以及药理学做后盾,他们的气很粗,明显处于攻势。奇怪的是中医们也没有祭起扁鹊、华佗的大旗,抬出《黄帝内经》、《王叔和脉经》的道理来反驳,在他们看来,窃中国医药却有优良治效,徒以理论上不合科学、致不得世界学者之信仰,此固医药之起源先有经验而得治效,后以理想补其解释,不克偏于哲理,治效却是实际也。近日西人证明中药之功用,悉以本草所载符合,且广设学会研究汉医,而国内学者亦相率以科学方法整理发挥,渐得中外学者之信任。(《大公报》民国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紧紧抓住效验两字来做文章,似乎凭借的也是科学与洋人。

但是,如是一来,中医们的底气未免比西医要差了一点,毕竟要论科学,人家才是正宗。所以,在此次论争中,西医总是咄咄逼人,大有气吞对手且气壮山河之势,在他们口中,那些请愿的中医不仅是为了保住自家饭碗的蝇蝇之徒,而且简直跟拳匪(义和团)一党,属于阻碍进步、阻碍改革的罪魁祸首,这里,余岩的一段气势磅礴的话不可不录:反对废止中医是不许医药之科学化也,是不许政府有卫生行政也,是不许中国医事卫生之国际化也,是坐视文化侵略而不一起谋所以振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必枯守诞妄不根之玄学时代落伍之国粹而后快。铁路可废也,不妨驽马十驾;军舰宜禁也,何如艄舻千里。长枪大戟可以敌枪炮,而兵工厂为无谓糜费之事矣;八股策论诗赋歌词可以得英才,而算术理化为奇伎淫巧之学矣。不识天文、不明地理、不知气象、略识之无,即可以高言气化,窃研造物之奥妙。而科学实验,以真本事实力量从事者,为画蛇添足之举矣。阴阳气血寒热补泻诸肤廓笼统之谈,足以尽病情沦药理,而解剖生理病理药物之学,可詈为骨骼堆中杀生场上学医矣。不许维新,不许改革,虽疆城日削,国权日丧,以至于国破家亡,同归于尽,亦悍然不顾。是逞一朝急气之愤,而忘邦国之大计者也。(《大公报》民国十八年三月十七日)这种抑扬顿挫、且骈四俪六的行文,不说是字字珠玑吧,至少在气势上令对手哑上半晌,看来我们西医的文字与中医一样,都是八股制艺老家底的货色(这一点中医似乎又差了一招,西医可以用八股文章来骂阵,而中医却没法炮制一篇洋文字回应)。文字本身是什么形式并不要紧,关键是这种上纲上线的论法让人受不了,直是将亡国灭种的罪过,一股脑都怪在中医尤其是请愿不要废止中医的人们头上了(看来,中国产生大批判的文字一点都不奇怪,不吵架则已,一吵则非上升到路线高度不可,从市井婆媳到海上闻人概莫能外)。在作者看来,中医之与西医,就象驽马与铁路,帆船与军舰,长枪与枪炮一样,一个该送博物馆,另一个才是当世之骄子。

中国人的进化论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西方用大炮、洋货外加学说教出来的,这种教学的副产品之一就是混进了两个等式:西等于新,中等于旧。西则意味着进步、文明、科学;中则意味着落后、愚昧、迷信,这其中,实用层面的效验无疑是人们意识转换的关键环节。换言之,中国人之所以相信西方是进步的,是因为他们亲眼所见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制度学艺比自己的强,因为有效验,所以才相信。而中西医之比,却远不象中西枪炮舰船那样的简单,在西方文化的凯歌行进中,中医一直是一个例外,在西医的和时髦的文化人的联合围剿下,中医其实并没有真正丢失阵地,包括在当时中国最洋气的上海也是如此。虽然中医阵营中也有许多庸医,甚至江湖骗子(这一点,当时西医的记录也不见佳),在真才实学之辈却也不在少数,他们手下的医疗效果,并不比西医差,甚至屡有西医已经判处死刑,而被中医治好了的事情发生(这种事今天依然存在),这一点,就是对中医怀有偏见者亦难以否认。而且,最令西化论者难堪的是,中医的医案可以重复,也就是说,同样的病用同样的药方是有效的,就象科学试验可以重复一样。西医难以将中医扫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难以在疗效上彻底压倒对方,尤其是在内科杂症上,中医居然有公认的优势。即使是新式的知识分子,到了上个世纪20-30年代,也并不是人人都象梁启超那样,动手术割坏肾,结果被错误地割掉了好肾,依然坚持维护西医的名誉,一旦病得厉害了,一样是谁医得好找谁。这也许正是西医不得不求助于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强力干涉的原因。

当然,无可否认,西医们的动机并不只在为一己争地盘而剪除异己,他们确实有推进中国现代化尤其是医疗卫生事业现代化的意图在里面。但是问题是,时间已经到了20世纪20-30年代,中医还能妨碍西医的发展吗?无可否认,当时中国的西医不多,据说整个国家才不过6000余,而且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也承认,全国只有十分之二三的县有西医。但一则西医才有几十年的历史,而且主要在20世纪初才有较象样的发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有如此规模,已属可观,二来医界的发展主要是受市场和国家发达程度的制约,中国当时就是那么个发展水平,诺大的国家进出口额抵不上个小小的比利时,连瓶碘酒都要进口,自然依赖工业和设备发展的西医就难以上档次。况且,当时的医疗事业,主要是靠市场调节的,对于医疗市场而言,决定市场分额的一是疗效,二是价格,价格上中医要比西医便宜得多,而疗效西医又难以有绝对的优势,所以,两者只能分割市场,而不是一家独占,即使在较开化的通商大埠也是如此,至于那些没有西医的地区,并不是因为那里中医占据了市场,而是那里根本没有西医生存的条件,即多数人贫困到了根本看不起西医的地步,除非教会免费施医散药。应该说,对于所有不发达国度而言,人们的观念和当地传统的医生对于外来西医的进入是存在过一定的影响,在中国,当传教士医生刚刚将西医西药散向人间的时候,这样或那样来自观念和传统医生的阻碍无疑是会产生些影响,但到了连中医们也口口声声说科学的时候,这种阻碍即使有,也相当微弱了。其实,在医药方面,人们传统观念的障碍有多大,我是有怀疑的,许多传教士医生在回忆中的确提到过许多中国人观念阻碍他们行医的事情,但他们的回忆也提到,这些阻碍的大多数都靠着他们当时并不高明的医术克服了。毕竟中国人是个特别务实求验的民族,只要能有效验,他们是乐于放弃成见的,尤其是人命关天的时候。我曾经在非常落后的农村生活过,那里的医疗卫生条件以及人们的观念并不比20世纪20-30年代强多少,但是,只要医生(属于西医系统)能治好他们的病,他们所有的既成观念都会服从医生的指示的。

当时在中医们闹着请愿时,各界也发来一些声援电报,为他们壮声势,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说是由于中医的缘故,中国才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大公报》民国十八年三月十六日)。不消说,这种将中华民族旺盛的生殖能力归功于歧伯与黄帝发明的高论,无论如何都是讲不通的,但中国众多的人口与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却成了中医请愿保存自己的最有力的借口。百分之八十的地区没有西医,四亿多人口与六千余西医的巨大反差,无论如何都是政府的卫生行政机关所要正视的现实,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老百姓,绝大多数毕竟要靠中医来料理他们的疾病。中央卫生会议上西医们火药味十足的议案,虽然让中医感到了生存的危机,但本质上与五四时期的书生议论并无不同,都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请愿的中医们恰是抓住了这一点,向国民政府的各方面大员疏通呼吁,结果将卫生部弄了个里外不是人,薛笃弼坐在了火炉上,连老板冯玉祥也来电骂他,所以结果只能是,大家闹一场,西医们白费了脑筋、口水和笔墨,回到自家诊所和医院徒呼负负,中医们欢庆胜利,一起吃大菜。

诚然,中医们此次的胜利的确是令参与者兴奋的,请愿的组织发起者之一的陈存仁先生,几十年后还屡次在自己的各种回忆中提及此事,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但是实际上,中医们的胜利是要打一个大折扣的,中医虽然经过抗争,赢得了继续生存的权利,但毕竟公开地承认了对手的道理,而且不得不用对手的道理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就中医理论本身而言,那一整套阴阳五行,经络脉象之说,跟西方科学毕竟存在着难以打通的隔膜,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反而与西学提倡者批判的迷信诸如道教、方术等等倒是难分彼此,相互间有着血浓于水的联系,客观地说,从张仲景到李时珍,实际上并没有跟方术划清界限,各地的中医,即使是那些卓有成效的名医,也或多或少有点医巫不分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和西医是分属两种文化体系的医疗和操作手段,要想互相说明和解释至少是非常困难的,而以西医的价值为标准来评判和衡量中医,跟带了有色眼镜甚至哈哈镜看东西其实也差不了多少。包括我们所说的医巫不分,其实只是我们现在的感觉,即已经接受了西方科学价值观而后的观察做出的结论。在西医或者西方的语境里,中医的针灸、按摩甚至刮痧都很难真正得到理解。即使科学发达如今日,中医基本要素如经络,任何科学手段依然无法证明其实体性的存在,但任何人,只要经历了针灸治疗的,都能真切地感觉到确实有经络和穴位这么回事。在这场中医存废的论争中,西医说中医没有科学上的根据,而中医却要强调科学的实证性来证明自己,中医在道理上的屈服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毕竟,在那个时代,科学是具有无穷魔力的名字,任何人都不能不向科学低下自己的头。谁说五四科学与民主的启蒙没有成功,至少科学一词变成了法力无边的魔杖。也许,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老百姓并不如此想,甚至连科学二字都听不懂,但是,毕竟一个社会有声音大和声音小甚至无声群体的分别,在某种情形下,只要声音大的群体认可这种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就会变成社会的公理。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还很幼稚(整个上海才有一台X光透视机),数量远不及中医的西医们敢于提议废止中医,而声势浩大的中医却只能哀兵求告,还要加上疏通和贿赂才能抵挡的缘故。事情就是这样奇妙,当这个社会或者说国度的大多数人还并不知科学为何物的时候(包括某些高喊科学的人),对科学的名词崇拜却能畅行于世。

事件过后,褚民谊没有像传说的那样向国民党的三全大会提议废止中医,而是改而呼吁提倡科学,选拔人才。卫生部长薛笃弼则声明中医不可废,但要科学化。实际上,以西方医学理念建立的卫生部门(虽然当时还很幼稚),本身与中医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卫生部门要想建立现代的卫生体系,势必要改造中医,用当时《大公报》社评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医家对于世界医学界实负有一种特别使命,曰解决中西医问题(很可能是张季鸾的手笔)。再说,当时的中医自身却也存在着难以掩饰的家丑,象我们前面提过的,庸医太多,虽然庸医的存在西医也难免,但中医界混世的人绝对值毕竟过于庞大,仅仅读过《汤头歌》就出来朦世的大有人在。这是由于中医的传承过于个性化,传习的过程过于经验化、体验化,个体之间差距太大,缺乏一个基本的尺度来衡量,而且中医总体上没有消毒卫生的概念,对中国人生存环境的卫生健康以及防疫实在不利。只是从那以后,中西医问题的解决,基本上是单向度的。国民政府的卫生部要求中医从业要经过考试(西医也需考),但考试的内容则以西方医学为主,而且西医考试通过称医师,中医则称医士(当然,比起英国统治下的香港的中医只能称Herbalist,意思为种植或贩卖草药者还是要强一点)。对中医中药的研究整理,也大体上按照以西方医学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医中药的路径进行。实际上,在事件发生的时候,中医中药的地位已经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某些西方和日本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中医中药的作用,开始加以研究(主要是中药),中医们在请愿时,也就此作为例证,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不过,西方的中药(也称汉药)研究,基本上是药理探究,属于西方科学研究的范围,目的充其量无非是将中医中药作为要素摄取进西医体系。可是这种理路,却实际上贯穿了改造中医中药的全过程。到今天,中医中药确实走上了一条科学化的道路,中药成剂可以批发生产了,但也越发像西药了。一批又一批医学精英本着科学的理念,用科学的仪器来探索经络的实存,当然是越探究越不明白。进了中医院,诊断上的望闻问切不见了,俨然化验、照相、透视、CT这一套,开出的药,也是中西合璧,成剂多汤剂少。毫无疑问,中西医高度结合了,但中医实际上已经成了拾遗补阙的角色。一代一代的医学发展下去,有名的西医层出不穷(主要是好刀-外科与眼科等),可有名的中医却在老一代相继谢世后不见了,一位中年中医告诉我,现在哪有中医,我们都是西医。当然,我这个外行不能也不敢否认这种路径的合理性,但是,我想问的是,有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再往远看一点,自我们的国故被以同样的科学精神与方法整理以来,诸子百家的学说最终还不是变成了某某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管理思想……,再分解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高明或者前卫一点的,则是从西学角度生出问题意识,再以西学的框架和理论加以论证,中国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的中学典籍只是一些可供论证的材料。所以,同样的问题是,就算这种形式的整理国故是不可避免的,还能不能有第二种方式,可不可以不用西学的概念和框架,来整理我们古代的学问?我们的孔子、老子、孙子的学说,能不能不象中药的当归、熟地一样,只落得在人家仪器面前做材料的命运?

中医还是旧医,这其实并不是一个过去了的老问题。

No.4772
关

关于李经纬《内经图》全释

Miscellaneous
中医常识 · Folk remedy

一、关于《内经图》名称:

《内经图》或称之为《内景图》,其实按其内容与图示目的是很不相同的,当然也有相关性。《内景图》严格讲是人体内脏的解剖图,其目的是要给予学习人体解剖、内脏关系的人以图示,而《内经图》则明显富有道家养生方法图示的目的。《内经图》与《内景图》实际上可能都源于《黄帝内经》之有关内容,而《内经图》之命名,可能包含着“内丹修炼”经典之意。

二、《内经图》与中医学、道家的关系

从《内经图》的内容实质来看,所示人体脏腑经络生理与解剖部位关系看,与中医学健康长寿、养生养性学问关系密切,或即源于中医学内容之发展。但从对人体脏腑生理功能的重新命名与界定、图示练功法要领来看,其语言特点其道家理论更为突出。

中医学的发展,在历史上与中国道家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中医学养生的理论与技术,与道家长生不老的思想、习练方法等十分密切。道家思想对中医理论源薮《黄帝内经》与中药典籍《神农本草经》中,有着深湛的渗透。或者说,道家关于健康、长寿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曾经指导过中医药学的发展。譬如:《黄帝内经·素问》开卷就以黄帝问天师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何也?”岐伯对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夫道者,能却老而全形。”“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神农本草经》分药为上、中、下三品,上品多述服之轻身延年,不老神仙之服食炼丹之药品,几乎完全是道家炼丹服后以求健康长寿甚至成仙的理论。

古代著名中医学家晋·葛洪、梁·陶弘景、唐·孙思邈、明·李时珍等等,既是伟大的医学家,也以精于道家学理对道家养生养性颇有研究的大学问家。他们不但对中医学的发展作出过重大成就,而且在融道家养生养性思想与方法于中医学、促进中医学养生养性健康长寿的完善,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道家养生养性在追求不老神仙的目标上,在唐末、宋、明时期,他们日益将其内容、人体脏腑、经络、体位功能等神秘化,发展了含蓄、曲隐风格,谜辞隐语泛化,而且在命名、理论上日益众说纷纭,使一般人越来越难以理解与掌握,成为少数道师、道士的专利。中医学在道家养生思想之影响下,逐步摆脱修炼成仙目标的制约,而对其有益于人体健康、防治疾病等思想与技术则充分吸收加以发展,从而日益成为比较科学养生养性的代表。

三、道家养生与《内经图》

道家关于追求健康,延年益寿思想与方法技术,集中表现在:

1、修炼长生不老丹药,寄希望服食不老丹药而成仙,即炼丹派,后称为外丹;

2、修练内丹,后世发展为静养功,即将外丹炼制方面的若干学理、学术语引入人体静养功法之中,或即现时所称的气功。

3、五禽戏和太极拳为代表的导引动功。

炼丹服食盛行于秦汉魏晋时期,由于引起服食者的广泛中毒而遭到医学家、学术界的反对声讨而衰落。静功的气功与动功的五禽戏、太极拳等则继续得到发展和丰富。

《内经图》代表了道家静养功思想与技术的真谛,其廋辞、谜词、隐语在图示与论述上大量出现,更是道家宋明以来的典型风格。

据分析研究,《内经图》约彩绘于清初皇宫如意馆道家画师之手,《内经图》的创意依据,当源于明代气功学家尹真人佚名弟子于万历年间(1573—1619)所撰《性命圭旨》,有人将《内经图》与《性命圭旨》进行了比较,认为《内经图》直接继承了《性命圭旨》反照图等精美绘图的谜戏画风,使静功小周天法(内丹修炼)的图示更隐晦、更形象、更艺术化,使整个人体形象完全隐于一幅“山水风景”之中,从而以谜辞隐语结合精美图画,形象化讲述了道家“内丹修炼”的经旨、方法与技术。

所谓内丹:是以人体喻炉鼎,精、气为药物,以神运精气,通过意念修炼而结丹药者,即内丹,亦称圣胎。隋·苏玄郎称行气导引为内丹。王夫子揭示内丹的特点“多隐其辞,托为龙虎,铅汞交媾之说,使以自悟。”

所谓小周天:全名为“阴阳循环一小周天”。练功者闭目静坐,鼻吸清气,使吸入之气下降脐下(丹田),过肛门而沿督脉尾闾(下关)上行,经夹脊(中关)至玉枕(上关),到头顶之百会,入泯丸(上丹田,或以两眉间为上丹田),顺面部至舌与任脉接,至前胸部膻中(中丹田)而下,至下丹田复沿原路循行,即一小周天。练功者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与疾病决定收气存想其处,以达到强身却病、延年益寿的目的。

按道家认为:上中下三丹田,上中下三关打通后,则任、督脉可循环周流,就能达到增强体力、抵抗疾病、延年益寿甚则不老神仙。

No.4773
对

对中医的别名你们都知道吗

Miscellaneous
中医常识 · Folk remedy

中医,即相对西医而言。在西方医学没有流入我国以前,中医基本不叫中医这个名字,而是有独特且内涵丰富的称谓。

第一个名字是歧黄。这个名字来源于《黄帝内经》。因其是黄帝与歧伯讨论医学的专著,便称《黄帝内经》为歧黄之术。自然,歧黄也就成了中医的别名。

第二个名字叫青囊。现在知此名字并使用者甚少。它的来源与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有关。据说,华佗被杀前,为报一狱吏酒肉侍奉之恩,曾将所用医书装满一青囊送与他。华佗死后,狱吏亦行医,使华佗的部分医术流传下来,据此,后人称中医为青囊。

第三个名称唤杏林。这个名字的起始,也与三国有关。有资料介绍,三国时吴国有位名医叫董奉,他一度在江西庐山隐居。附近百姓闻名求医,但董奉从不收取钱财,只求轻症被治愈者种一棵杏树,大病重病被治愈者种五棵杏树。数年后,董奉门前杏树成林,一望无际。从此,人们便唤中医为杏林。

第四个名字称悬壶。传说河南汝南的费长房在街上看到一卖药老者的竿杆上挂一葫芦,奇怪的是,天黑散街后,老者就跳入那葫芦中。为弄清底细,费长房以酒款待,老者后来约他同入葫芦中,只见玉堂俨丽,甘肴旨酒。费长房即拜老者为师,学修仙之道。数载后,他术精业成,辞师出山,又得壶翁传赠的治病鞭鬼之竹杖,从此悬壶行医。从那时起,医生腰间挂的和诊所前悬的葫芦,便成了中医的标志。

No.4774
所

所谓风邪致病表示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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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常识 · Folk remedy

在中医看来,引起疾病的原因不外乎三大类:一是外因,二是内因,三是不内外因。

所谓外因,是指感受于外界(自然界)的某些致病因素,相当于现在所知道的寄生虫、细菌、病毒、衣原体、支原体等,这些物质存在于自然界,由外入侵人体后产生疾病。这些外来的致病因素,中医又称为“外邪”(对人体有害的因素中医统称为“邪”)。

所谓内因,是指产生于人体内部的某些致病因素,如不良的情绪、不当的饮食习惯、过度的劳累或安逸等。这些内生的致病因素,中医又称为“内邪”。

所谓不内外因,主要是指房室不节、跌打损伤、创伤、烧伤、烫伤、冻伤、虫兽咬伤等病因很明显的一类疾病。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患病后继发的致病因素,如痰饮与瘀血,它们又成为新的致病因素,损害人体,产生疾病。

我们先来看看由外因引起的疾病(又称“外感病”)。

引起外感病的原因是外邪,中医将外邪分为风、寒、暑、湿、燥、热(火)六种,称为“六淫”。

自然界有风、寒、暑、湿、燥、火(热)这些正常的气候现象,古时称作“六气”。六淫,是对六气的异常变化的一种称谓。古人认为异常的气候变化可以使人产生疾病(现代科学也证明,在不同的气候环境下,细菌与病毒的繁殖力与致病力是不一样的)。中医借用“风、寒、暑、湿、燥、热(火)”之名及其特性,来概括所有的由外界因素干扰人体所致的疾病原因。

首先来看风邪致病的特点。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以判断病人感受了风邪呢?

因风为春季的主气,自然界的风有突发、上升、散开、来去无定、令物动摇等特性。中医将具有这些特点的病症的原因归结为风。风致病有以下四个特点:

· 浮越:风有上浮外越的特性,故为阳邪,致病表现为病位在表在上、易于散泄的特点。所以通常感冒引起的头痛、鼻塞、咽痒、咳嗽、恶风、发热、汗出等,属于感受了风邪。病初起可以用“姜枣汤”(生姜鸡蛋大1块,红枣5枚,水煎,温服)治疗;也可以用紫苏叶10克,或荆芥10克,桔梗6克,甘草3克,水煎,温服。方中的生姜、紫苏叶、荆芥都有散风作用,这些方剂对感冒早期表现为恶风、鼻塞、咽痒、微咳等症状者有很好的疗效。

· 善行数变:善行,是说风邪导致的病症,表现为病位行无定处的特点,如表现为肌肉、关节的游走性疼痛,痛无定处的风湿性关节炎等。数变,谓风邪致病的表现变化多,如荨麻疹的皮肤瘙痒,疹块时隐时现,此起彼伏。中医常用白花蛇、乌蛇等蛇肉来治疗这些关节与皮肤疾病,因蛇肉有很好的祛风作用。

· 善动:指风邪有摇动的特性,所以一切不自主的摇动,如突然晕倒、眩晕、手抖、抽搐、角弓反张、面肌痉挛等,都属于风邪致病。高血压引起的脑溢血、脑血栓等,表现为发病突然,昏厥不省人事,口眼歪斜等“动摇”的特征,故称为“中风”。治疗时也要用祛风药。

· 常兼邪致病:即风邪较少单独侵犯人体,常与其他外邪一起致病,如风与寒、风与湿、风与热、风与燥等,形成复合的致病因素,致病表现则兼有两种外邪的特点。因为风是外感病的主要病因,所以有“风为百病之长”的说法,甚至有时以风邪代指外邪。

凡符合以上特点的,就是因风所致的疾病。而中药中就有相对应的散风、祛风、息风等治风的药物。

No.4775
清

清代医事制度以及医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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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事制度

(一)太医院

鸦片战争以前,清代医事制度多沿袭明朝旧制。顺治元年(1644)设太医院为独立的中央医事机构。为帝后及宫内人员诊视疾病、配制药物,也担负其他医药事务。最初设院使一人(正五品),左右院判各一人(正六品),掌太医院事。其下设御医10人、吏目30人、医士40人、医生20人、切造医生20人,分掌所属事务。以后历朝,院官员额各有增减,雍正八年(1730)添设食粮医员30人。乾隆二年(1737)题准食粮医员之设永为定例。自院使以下各官具为汉缺,乾隆五十八年(1793)特简满大臣一人,管理院务。

院官的升除。院使由左院判升补,左院判由右院判转补,右院判由御医升补。御医、吏目、医士等官,初由各省选举精通医理的人报太医院,由院考选补用。

(二)御药房

御药房是供应宫内所需药物的炮制及各型成药加工制备的机构,顺治十年(1653)设,属总管首领内监经理。康熙三十年(1691)裁总管首领内监,改派内管领一人,副内管二人兼管。

御前药房分东西二所,由太医院医官轮流为皇帝值班。西御药房由院使、院判、御医、吏目分班侍直,叫作“宫直”。东御药房由御医、吏目、医士分班侍直,叫作“六直”。

圆明园药房、西范寿药房,太医院亦如给事于内廷,都派医官侍直。皇帝巡幸,院官或奉旨特派,或按班轮委随驾侍直。

(三)药库

药库,也称生药库。由医士中选委二员管理药库,买办药材,二年一换,升授吏目。凡各省出产药材地方,每年照例解运药材,交纳药库由管库委官验收贮存。其药材均以生药交进,经管理药库医官验看,由御药房处于差役地位的“苏拉医生”或以民间召募的“民医生”切造、炮制备用。

清代对东北地区所产人参实行皇家专采专卖制度,作为最高统治者宫廷特供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和保障。因之,御药房的人参使用,控制较严,实行交请应用办法,无定额限制,用完时,开明耗费数量,并将需用数及职名奏呈,再行请用。

(四)社会抚恤组织

清初仿照明朝制,有施药例。顺治间曾在北京景山东门外建药房,令医官给满汉军民施药,康熙中期曾一度扩充,在五城地方设厂施药,至四十年(1701)停止。

清代统治者及地主、豪绅、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兴办有养济院、普安堂、育婴堂及粥厂等,让会抚恤组织,收养社会上的贫孤无靠者,以示恩泽民众。

养济院明代已有,英宗天顺间谕户部令顺天府在大兴、宛平二县各设养济院一所。清沿前代例,在京都及全国各地设置养济院,养赡鳏孤寡独,残疾无依靠的人,政府拨给银两和口粮,地方士绅有乐于资助者,任其捐献。乾隆间还把年逾六十或成笃疾者、不能食力的军流等犯人,拨入养济院,按名给孤贫粮。

京城及外省还有普济堂,收养无依靠的体弱多病老年人。乾隆初年定,大口日给米八合,小口减半。

我国自古以来把“慈幼”视为美德,宋淳佑间,创立慈幼局收养道路遗弃初生婴孩。清代则有育婴堂创立,收养抛弃或无力养育的婴儿。

二、医学教育

鸦片战争以前清代医学教育,设教习培养医官人才,分为内教习与外教习两种,各置教习2人,由御医、吏目中选品学兼优者充任。内教习住在东御药房,担任教授药房的太监学习医书。外教习担任教授初进太医院教习厅肄业生及医官子弟学习医学。凡到院学习者,通常要经六品以上同乡官员推荐,满人要经该管佐领推荐,并由本院医官作保,由首领官而试,粗知医理,且通晓北京话,合格者方可入学,称之为医生。入院学习后,称为肄业生。

医学分科曾3次改制,顺治间分为大方脉科、小方脉科、痘疹科、伤寒科、妇人科、疮疡科、针灸科、眼科、口齿科、咽喉科、正骨科等11科。嘉庆二年(1797)痘疹科并入小方脉科,口齿咽喉合为一科成为9科。嘉庆六年(1802)奉旨以正骨科划归上驷院蒙古医生兼充,成为8科。道光二年(1822)奉旨以针灸之法究非奉君之宜,太医院针灸一科永久停止,成为7科。同治五年(1866)改为大方脉科(伤寒科、妇人科并入)、小方脉科、外科(即疮疡科)、眼科、口齿咽喉科等5科。教学内容主要是《内经》、《本草纲目》、《伤寒论》、《金匮要略》,以及有关本专科的医书,后来又增习《医宗金鉴》,并渐以之为主要教科书。一般肄业生学习3年期满,由礼部堂官来主持考试,合格者标为医士,不合格者继续肄业,以待再考。凡肄业一年以上,经季考3次,名列一等者,遇粮生有缺,可呈报礼部递补,不再考试。

清代在地方虽也开办医学,并规定了考试制度,但规模小。府设正科,州设典科,县设训科,名额各为一人,俱未入流。雍正元年(1723)题准,命各省巡抚,详加考试所属医生,对精通《内经注释》、《本草纲目》、《伤寒论》者,题请作为医学官教习,每省一人,准其食俸三年,此间,如果工作曲奋慎重,品德正派,即上调太医院,授为御医,其遗缺,由本省习医人内拣送补授。

有清一代的医学教育,虽然大体上沿袭宋明以来的制度,但趋向衰弱,不复历代兴盛,具有悠久传统的民间家传与师徒相授成为主要教授医学形式,造就出不少医学名家。

医德教育为中国历代医家重视,至清尤然。在他们的医著中,几乎都要论述做为一名医生必须具有的道德修养,教育后人,医德规范大体可以归纳为;(一)不图名利;(二)急病人所急;(三)贫富一视同仁;(四)珍重人的生命;(五)谦虚谨慎,互相学习。

No.4776
中

中医医疗技术的创造与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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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针灸疗法的起源

针灸起源有人以为早于药物,这一结论可能是一种主观的想象推断,很难有确切的依据。针或灸的医疗方法,都需要借助医疗工具,且需刺灸人身的一定部位,应该说较难于药物知识的积累。针刺工具之发展,大体上有这样一个过程,即砭石→箴石→箴→(钅咸)→针。如此,则其质之发展改进似由砭石而石针、竹针木刺、骨针、青铜针、铁针、金银针……等。砭石在远古不单用于刺病,而且用于外科化脓性感染的切开放脓的可能性更大些。晋代郭璞注《山海经·东山经》之砥石时说:“可以为砥针,治痈肿者。”清代郝懿行认为“砥当为砭字之误,可以为砭针是也”《说文解字》注:“砭,以石刺病也。”可见,砭石在远古的用处,一是治化脓性感染的脓肿;一是以石刺病,可能包括有针刺穴位的针灸疗法在内。

现代学者大多认为砭石为针之母体,那么针灸起源于砭石应该是有道理的。这不但从文献记载找出了不少依据,在发掘的原始社会、新石器遗址中有不少砭石存在,我国考古发掘,原始社会的砭石、石针、骨针、青铜针等越来越多,许多形状也大体相似,给讨论针灸的起源增添了珍贵的资料。至于传统的观点,如《路史》“伏义……而制九针”。很明显,制九针当晚于制针,更晚于砭石之打制和应用,如果伏义制九针的故事有其一定的真实性,那么伏义时代约相当原始社会的山顶洞人时期,砭石之用于外科、针灸当至少已有万年以上的历史。

针灸疗法除针刺疗法外,还有灸疗法,灸的起源也很有趣,不过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中均未能得到较确切的证据,因而人们的研究只能出于一种推论。譬如:人们认为现代用艾绒做成艾炷或艾条,点燃以烘烤或烧灼熏人体一定之穴位,用以治疗某种疾病,既用火、艾火治病,为考其最早起源,便想到了原始人用火、人工取火的方法,将烧热的卵石熨身以驱寒,并把热卵石熨身某一部位对某种不适更有效的经验不断积累,疗法即从中慢慢诞生。这种推论虽然未必完全符合历史实际,但不无一定的科学道理。《素问·异法方宜论》在论述灸法的来源时有这样一段话,即:“北方者,……真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两千多年前医学家之这一认识其根据不得而知,至少是人们和医家口耳相传的历史传说之类的记事作依据。灸法始于原始人取火用火领域不断扩大之际,恐怕不会有很大的偏差。

二、外治法和按摩导引的起源

原始社会人们的生活、生产水平低下,条件极差。为了生存,人与野兽的搏斗,氏族部落之间的争夺搏斗及恶劣环境所致,外伤、风湿性疾病、关节之风寒湿痹等,是原始社会人们的常见病。对此,和先民逐渐积累经验,产生抵御和预防的思想和措施。譬如:《吕氏春秋·古乐》在论述原始人歌舞时指出:“昔陶唐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它真实地描述了远古人们生活于阴暗、潮湿的环境里,因此造成人们多患筋骨瑟缩不达的风寒湿痹之关节疾病。人们创用舞蹈运动,预防这些常见病。按摩、导引既用于解除人们因过度的体力劳动所引起的肌肉僵硬、关节劳损,也用于防治因与野兽搏斗或战争搏斗所引起的伤害和骨关节折伤脱臼,人们由最初之盲目、不自觉到自觉认识,按摩、导引、外治法即逐渐从中而诞生。

No.4777
几

几次维护中医药的抗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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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之间由论争发展到激烈对抗,主要是在民国时期,民国元年(1912年)学制改新,北洋政府屏中医于学制之外,由此引发了中医界首次的抗争请愿活动。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废止中医论者得到当局的支持,废止中医活动愈演愈烈。1928年全日教育会议上,汪企张首次提出废止中医案,未获通过。翌年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由余云岫提出的废止中医案获得通过,成为民国时期大规模中医抗争运动的导火线。其后为设立中央国医馆,颁布《中医条例》都引起中西医双方激烈的斗争,直至抗战爆发才告一段落。

一、北洋政论时期争取中医教育合法化的请愿

1918年7月,北洋政府举行教育会谈,参照日本学制,制订了《王子癸丑学制》。1912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医学专门学校规程》。1913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了《大学规程》医学、药学两门,完全没有中医药学方面的规定,这就是民元的所谓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事件。

首次请愿活动,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法规后,引起了中医界的警觉,有识之士纷纷谴责。首先提出抗议的是上海神州医药总合会长余伯陶(德埙)等人,该会还联合了其它省市的中医药同业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至1813年10月已有19个省市的医学团体响应此举,并派代表参加。当时推举的代表晋京请愿。

二、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医抗争运动

1929年2月23—26日,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由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主持。会上讨论了有关废止中医药的提案共四项,分别是:

1、中字第十四提案:《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2、生字第二十二号提案:《统一医士登录方法》。3、生字第三十六号提案,《制定中医登记年限》。4、生字第四十二号提案:《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其中,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基本包括了后三项提案的内容。他在提案中提出了彻底消灭中医的具体措施共六条。会上还议决将上述四项提案合并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委托卫生部施行:

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19年(1930年)底止。

乙.禁止旧学校。

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之宣传品及登记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

这就是中医近代史上著名的“废止中医案”。

全国中医药界联合请愿,1929年2月26日,上海《新闻报》首先披露此事。消息传出,全国为之震动。上海市中医协会首先发起召开上海市医药团体联席会议,邀集神州医药总会、中华医药联合会、上海中国医学院、医界春秋社等40余个中医药团体的代表商讨对策(PetitionReportofNationalMedicalandPharmaceuticalOrganizationsChronicleofMedicalField,1929,34:48.全国医药团体请愿报告,医界春秋,1929,(34):48)。会上讨论决定,组织上海医药团体联合会以便采取统一行动,议决筹备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定会期为3月17日。1923年8月17日,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假上海商会会场举行开幕式。

为了表示对大会的支持和拥护,上海中医、中药界分别停业半天,药店门前张贴许多醒目的标语,如“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国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的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等。会场上悬挂着巨幅对联“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出席大会的有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15省132个团体的代表共262人。大会还推举陆仲安、随翰英、蔡济平、张梅庵等为主席团成员。请愿问题,议决由执行委员会负责办理。推选谢利恒、随翰英、蒋文芳、陈存仁、张梅庵组成晋京请愿团,张赞臣、岑志良为随行秘书。分别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卫生部、教育部等单位请愿,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提案。由于全国中医界的据理力争,迫使南京政府在强大的社会舆论面前作出让步,不得不将废止中医案搁置起来。

然而这没能使南京政府歧视和排挤中医政策性根本变化。1929年12月1日,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第一次临时代表大会如期在上海举行。出席者有17行省及香港、菲律宾等地区233个团体,457位代表会议历时五天,群情激愤,提案有百余项;经大会讨论议决组织请愿团(RecordsofFirstProvisionalNationalCongressandPetition.In:CompilationofBusinessRecordofnational.1931.45~56.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会务汇编,第一次临时代表大会及请愿情形,该会铅印,1931:45~56)。

12月7日,请愿团启程入京请愿,请求撤销阻碍中医药发展的各项政令。全国医药总合于1929年12月领导组织的第二次大规模请愿争取到蒋氏手谕后,各地中医药同业欢欣万分。

三、中央国医馆的成立

中医药界仍未摆脱危机四伏的险境。全国医药总合执委裘吉生、蒋文芳、蔡济平等虑及此情,忧心如焚,认为症结在于当局者对中国医药学内容不甚明了,遂决定具文呈请国府仿国术馆设国医馆。经过多方努力,中央国医馆部冲破重重阻力,终于1931年3月17日宣告成立。国医馆理事会召开全体大会,推选陈立夫为理事长,推举焦易堂为馆长,陈郁、施今墨为副馆长。后陈立夫以政务繁忙迭请辞职,7月21日常务理事会议决定准其所请,由彭养光代理理事长之职。该馆成立之初,即延聘施今墨等学术整理委员,其任务是负责起草、制定中医药学校整理工作计划及中医药学术标准等。

四、中医药抗争运动的历史意义

中医药的抗争运动对近代中国医药界的盲目西化思潮起到了批判作用。从这一点来讲,近代中医抗争运动具有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应当首先认识到,近代中国吸收西方文化完全是被迫的,是与近代中国的严重的民族危机联系在一起的,其前提是帝国主义把持着中国的命脉。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也是对这种历史环境的一种反应。文化运动中,更有人提出要“剿灭”中国文化,废除汉文,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便是这种反应的显例。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中医药界兴起的旨在保存中医药学,反对废止的抗争运动,无疑具有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的意义,并对纠正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倾向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有效地抵制了帝国主义的医药文化侵略。

近代中医药抗争运动从爆发时起,便己超出了医学学术的范围。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的金融和财政。因此,他们不但在商品竞争方面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都在实质上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代言人。他们也在制定法令、政策时看主子的脸色行事。提倡中医药学显然不利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医药产品垄断国市场,因而帝国主义国家都拼命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通过开办医校、医院实施经济和文化侵略。近代中国的中医药从业人员数以十万计,遍及全国各地。中药材和成药的销售额,每年数以亿元计,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医若废,全国中医药从业人员包括中医师、药商、药工、药农便失去生计,政府也失去大笔利税收入。同时,由于国产西药无法满足需要,只能大量依赖进口,增加贸易逆差,给中国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中医药界有识之士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1929年即提出“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所以说,近代中医药抗争运动具有抵御列强对中国经济、文化侵略的深远意义。

综上所述,近代中医抗争运动,无论从保存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反对民族虚无主义方面而言,抑或从抵制帝国主义经济、文化侵略方面而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此可见,中医药学能在近代中国得以生存发展,正是这场历时数十年的抗争运动努力的结果。

No.4778
中

中国原始人类及其卫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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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人类起源的发祥地之一,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人类已有300万年的历史。有人研究认为:“人类绝不是首先从天然环境优越的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区域性的和异常严峻的自然选择力量,成为促使森林古猿种群分化并从中派生出人类的主要原因”。(陈恩志:《中国与南亚人类起源中心说》史前研究,1985年第3期)。中国喜玛拉雅山系是距今1800万年地球板块飘移、碰撞、隆起而致的造山运动的结果,生态环境的巨变可能是促使人类产生的条件。横断山脉东侧近数十年来不断有蜡玛猿、西瓦猿化石的发现,证明这一地区是人类的摇篮之一。

生态环境的剧变、严峻的自然选择力量,迫使人类从其起源开始,到以后的体质演化,都必须与自然展开艰巨的斗争。其中包括与疾病及损伤的斗争,人类生存和保健的需要,是医学产生的基本条件之一。它向医学史研究者提出,史前人类的研究是医学起源和医学历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No.4779
近

近代中医史上方剂学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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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近代对疾病的认识不断深入,新的经验不断丰富,治疗方法渐趋多样化,作为辨证论治的主要工具的方剂学也随之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对方剂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大型方书的继续整理和编纂单方、验方、秘方的汇编整理工作更为突出。不少医家在努力探索中医学发展的同时,吸收了一些近代西医药学的知识,编写出一些汇集中西医的验方著作,从方剂学方面为中西医的汇通做了初步尝试。

这一时期方剂学研究的特点是由博返约,向理论研究深化。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如下:

1、费伯雄《医方论》

费伯雄著于1865年,费氏针对《医方集解》所载方药详加评论,从中反映出费氏在方剂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见解和成就。作者强调辨证论治,反对滥用方药。他的评述对后世深入学习方剂理论,正确掌握制方之法及临床用途,具有较高价值。

2、蒋方芳《时方论》

该方不仅是一部简明实用的教本,也是当时较好的方论著作《时方论》以阐述主理的主要内容,所列87方(例案),方论紧密结合,论述简明透彻。

近百年来,不少医家长期致力于整理编纂古今方书,取得较突出的成就,较早的有文晟辑《医方十种汇编》。

在此之后,出现了多种大部头的总结性方书,如曹绳彦《古今名医万方类编》、吴克潜《古今医方集成》、察随仙《中国医药汇海·方剂部》等等,并有一些沟通中西医的著作。

这一时期,单方、秘方、验方的收集取得较突出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先后编纂刊印的各种方书约达300种,其中有一些流传较广和有特色的著作。

1、鲍相璈《验方新编》

于1846年仲春汇编成。全书约92门(部),各病症下附有单方、验方,共收3240余万。以价廉,易得,有效为原则,力求方药稳妥。

2、王士雄《四科简效方》

王士雄一向重视收集单方、验方,18454年辑《四科简效方》便于穷乡僻壤,无医少药之地查用;此外尚有龚自家等《医方易简新编》;黄伯垂《经验良方大全》;杨馥焦、潘之伟《经验秘方》李克蕙《验方辑要》等。

此期还有不少汇通方书,如丁福保《中西医方会通》,陈继武《中西验方新编》以及唐川《六经方证中西通解》等。

No.4780
汇

汇通派代表医家的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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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通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清初西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1890年李鸿章在为《万国药方》作序时提出,“倘学者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与医学岂曰小补!”他提出“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的主张。

西洋医学在我国广泛传播,引起了中医界的普遍重视。一些中医界的人士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的思想和学派,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代表人物有唐宗海、朱沛文、恽铁樵、张锡钝等。

1、唐宗海的“折衷归于一是”

唐氏主要活动于19世纪后半叶,正处国难深重,内外矛盾日益激化,欧风东渐,西学在中国迅速传播。他力主顺乎潮流,成为我国中医界明确提出“中西医汇通”口号的第一人。他指出,“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TangZongHaiEsseutialsofIntegratedTraditionalChineseandWesternMedicineShangjiang:YuhaiPublishingHouse,1894.唐宗海:《中西汇通医经精义》,清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申江油海山房石印本⑵),其主张(1)“折衷归于一是”建立尽善尽奖之医学,(2)中西医学原理相通,(3)重中轻西,厚古薄今。作为早期中西医汇通的代表,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清朝续文献通考》中说:“近代医家,喜新者偏于西,泥古者偏于中,二者未将中外之书融合贯通,折衷至当。唐氏慨之,研精覃思,著此五种书,执柯伐柯,取则不远。”正是当时对唐宗海的评价。

2、朱沛文的“华洋医学各有是非”

朱沛文(约生于19世纪中期),字少廉,著《华洋脏象约纂》一书(1892),又名《中西脏腑图象合纂》。他强调学习西医的解剖知识,以弥补中医学对人体结构缺乏细致了解的不足,他对汇通中西医学态度比较慎重,采取“通其可通,存其可异”,“不能强合”。

3、张锡纯的“衷中参西”

张锡钝在充分吸取前人见解的基础上,不以中西之界横亘胸中,在立足我国传统医学的根基上,“采西人之所长,以补吾人之所短(ZhangXichun.RecordsforintegrationofTraditionalChinessandWesternMedicine,BeiJing:People'sHealthPublishingHouse,1974,18.张锡纯:医学哀中参西录,人民卫生出版社,1974:18⑶)”,确立了“衷中参西”的汇通原则。张锡纯警重从临证治疗,特别是药物治疗上来沟通中西医学。他为中西医汇通提出了一条新的思路。

4、恽铁樵的“新中医”

恽铁樵具有深厚的旧学根底,广泛地接触了中西文化,又通晓英语,这些使他有条件对中西医学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从事中西医汇通的探索,提出一些独特性的见解。他在《伤寒论研究·总论》中强调指出:“居今日而言医学改革,荀非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更无第二途径。”又说,“中医而有演进之价值,必能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以产生新中医。”他认为:“中西医之不同,乃由于中西文化之不同”。“是根本不同方法之两种学说(YunTieqiaostudyonTreatiseonFebrilediseases.In:SecondvolumeofYao’an’scollectionofMedicalBooks.Page10andpage81.恽铁樵:《药庵医学丛书》第二辑下《伤寒论研究》,10页,81页)”。

No.4781
中

中国古代著名医书简单介绍

Miscellaneous
中医常识 · Folk remedy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原为18卷。其中9卷名《素问》;另外9卷无书名,汉晋时被称为《九卷》或《针经》,唐以后被称为《灵枢》,非一人一时之作,主要部分形成于战国时期。注重整体观念,既强调人体本身是一整体,又强调人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运用阴阳五行学说解释生理、病理现象,指导诊断与治疗;把阴阳的对立统一看成是宇宙间万事万物产生、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人体在正常情况下阴阳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破坏,就会生病,强调精神与社会因素对人体及疾病的影响及疾病的预防,反对迷信鬼神。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标志着中国医学发展到理论总结阶段。该书在中国医学有很高地位,后世历代有所成就医家,无不重视此书。部分内容曾被译成日、英、德、法等文字,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神农本草经》又称《神农本草》,简称《本草经》、《本经》。非一人一时之作,“神农”为其托名。战国及秦汉医药学家通过对药学资料不断搜集整理,最后成书。分为序例(或称“序录”)1卷,本文3卷。收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材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涉及病证约170多种,包括内、外、妇、儿等科疾病。该书根据功用毒性的不同,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这是中国药学史上最早的药物分类法。该书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药物学典籍,所收载的大多数药物沿用至今,其功效已为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科学研究所证实。书中提出的药物学理论和用药原则大多正确而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该书为中国古代的药物学理论奠定了基础,对后世药物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为学习中医药的重要参考书。

《伤寒杂病论》又名《伤寒卒病论》,张仲景著于汉末。书中概括了中医的四诊、八纲、八法,理法、方药齐备,确立了辩证论治原则;以脏腑论内科杂病,兼及妇、外科疾病,共记载40余种疾病,对其病因、病机及诊断、治疗均有精当论述;载方269首,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对方剂的君臣佐使及加减变化已有较高要求,所用剂型已有10多种,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系统的方剂学理论知识。该书为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曾有四五百家对《伤寒杂病论》进行探索,留下近千种专著、专论,形成独特的伤寒学派,自唐宋以来,其影响远及国外。

《千金翼方》孙思邈撰于682年,系作者为补充《千金要方》而编集。卷首为“药录”,辑录药物800余种,详论其性味、主治等,其中有些是唐以前未收录的新药和外来药物。书中对内、外各科病证的诊治在《千金要方》的基础上均有增补,并收载了当时医家秘藏的汉张仲景《伤寒论》内容,选录《千金要方》所未载的古代方剂2000余首。中国刻印或影印本近20版次,日本亦有多种刻印本。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又称《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简称《铜人经》或《铜人》。宋王惟一撰。刊于1026年,并刻石于相国寺仁济殿内。系在作者创制的针灸铜人模型基础上编撰的。书中手足三阴三阳经脉和督循任穴的循行、主病及其腧穴部位,参考各家学说予以订正。附经腧穴图。该书总结了北宋以前针灸腧穴的主要成就,流传甚广,对针灸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949年后有影印本。

《本草纲目》明李时珍撰写于1578年,初刊于1593年。全书载药1892种,其中植物药1094种,其余为矿物及其他药物,由李时珍新增入的药物就有374种。书中附有药物图1109幅,方剂11096首,其中约有8000多首是李氏自己收集或拟定的。每种药物分列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等项。书中不仅考正了过去本草学中的若干错误,综合了大量的科学资料,也提出了相当科学的药物分类方法,特别是书中将动物药按“从贱到贵”的顺序排列,记载了动物对生活环境适应的重要资料,说明李时珍具备生物学进化思想。此书曾先后刻印数十次,在中国促进了本草学、生物学研究,在世界上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出现英、法、德、日等多种文字的节译本或全译本。其中的一些资料,直接影响达尔文进化论的形成。

《温热论》清叶桂讲授,门人顾景文等据笔记整理而成;《续临证指南》中称为《外感温热篇》;《温热经纬》中称作《叶香岩外感温热病篇》;《医门棒喝》则称《叶天士温热论》。阐明温病发生、发展规律,归纳为“温邪上受,首先犯上,逆传心包”;提出温病发展的卫、所、营、血四个阶段,表示疾病由浅入深的四个层次;叙述辨舌、验齿、辨斑疹等意义。在温病学说的发展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现有多种刊本。

No.4782
文

文化“碰撞”中药如何生存

⚠ Toxic herbs Miscellaneous
中医常识 · Folk remedy

一直试图用现代语言诠释中药主治功能的中医药界,现在却不得不调整思路与策略。而这种调整缘于药品标准最高法典——《中国药典》内容的变动。

记者从国家药典委员会获悉,2005年版《中国药典》将规范所收录中成药的1400余个功能主治表述。其中引人注目的改变是,中成药说明中“降压”、“消炎”等西医药的名词将被中医药术语取代。据介绍,这种变化是为了突出中医辨证用药的特色。

是什么原因造成中药功能主治表述的不规范呢?国家药典委员会专家解释:这是历史和学术等诸多原因造成的。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中药说明书从“西化”回归中医“辨证”呢?专家认为,是指导临床医师、患者正确用药的需要,也是将中医理论应用于中药生产和新药注册的需要。而有专家认为,无论是“不规范”还是回归“辨证”,其实都归于中医药文化和西医药文化的不断“碰撞”。

9月30日,中成药功能主治表述规范意见的收集将结束。但这并不能消弭中医药和西医药两种文化的碰撞。

一种文化阐述另一种文化有多难?

鉴真东渡将中药带到日本,郑和下西洋把中药传到东南亚。在逝去的遥远年代里,中医药可以克服地理上的隔阂,在异域“扎根结果”。而在今天,不论是想走向世界,还是要在本地发展,中药都须面对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文化隔阂。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任德权认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药有自己特殊的理论和语言。比如“上火”、“气虚”、“阴阳失调”等,这些语言对大多数现代中国人来说都不太明白,西方人就更难以理解了。不理解就难以有效交流。

如何用现代语言“翻译”古朴深奥的中医药术语,实现中药功能主治的“现代”表述,在许多人看来是中药走向世界的关键。

军事医学科学院副研究员、植物化学专家乔善义博士认为,用中医药术语表达中药的主治功能,不是说不科学,而是用现代科学的知识无法解释。他举例说,“滋补阴阳”是什么概念?西方医学无法解释,我国搞医药研究的人员即使可以理解,也无法真正表达。他认为,如果抱着过去的东西不放,就难以被世界接受。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种“现代语言的表述”呢?乔善义举例说,军事医学科学院从1995年开始对经典名方“六味地黄丸”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该方的“滋补阴阳”的功效类似于西方医学研究中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的整体调节作用。他认为,用这样的现代科学方法表达,就能起到很好的“勾联”作用,令人信服。

乔善义认为,“勾联”的前提是把中药作用的物质基础搞清楚,把药理学和中药作用机理结合起来科学解释。

而中华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国家中药保护办评审委员翟胜利则认为,中药与中医是不能分家的,中药按照中医的理论来应用,才能叫中药。如木炭,西医用做止血、收敛,而中医也用做止血,但其理论基础不一样。西医应用是因为木炭具有很强的吸附作用,而中医应用是因为木炭是黑色的,属五行中的“水”;血是红色的,属五行中的“火”,“水”能克“火”。他说,实践证明,如果无视两者理论基础的迥异而去生硬“翻译”,往往会走入死胡同。

翟胜利认为,中药与西药的碰撞,实质上是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而不是中药落后,西药先进。他认为,中医药讲阴阳并不是迷信,而是经过上千年的临床实践检验的。他认为,中医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沉淀,有自己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一点上,中药理论和西药理论是没有可比性的。

乔善义也表示,由于文化背景和理论体系导致的差异,加上中药自身的复杂性,使得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尚难以说明中药作用的本质等丰富内涵。而长期以来中药的应用基础研究方法又相对滞后,导致中成药的科技含量过低,产品缺乏规范可靠的数据和可控的质量标准。由于这些原因,实现中药的“现代”表述还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成分说”困扰中药界

早在“七五”、“八五”期间,我国借鉴化学药研究的经验,对200多味常用单味中药的化学成分进行研究,发现了500多种活性单体。目前已发现几十种中药单体和有效部位有较高的临床疗效,如治疗疟疾的青蒿素和治疗红斑狼疮的雷公藤皂甙等。

乔善义认为,从化学分析入手,通过建立相应的模型来分析哪些成分起作用,然后去粗取精。他认为,有效成分对于确定中药的作用机理至关重要。

而翟胜利认为,西药讲究有效成分,而中药讲究的是四性五味、升降浮沉和归经等。他举例说,像三氧化二铁、四氧化三铁等矿石,不溶于水,但入药后确实起到止呕等沉降的作用;人参具有修补元气的功效,现代研究发现人参含有人参皂甙,但是人参叶中人参皂甙的含量是人参根的20多倍,为什么根部入药效果更好呢?他认为,中药的四性五味、升降浮沉、归经等理论指导临床配伍,这些理论目前还很难用化学成分和药效药理来解释。

乔善义表示,目前,我国单方中药的提纯已经做了不少,而在方剂研究上也大有作为。他认为,中药是天然药物的一部分,国外的应用基本是提纯。国外对天然药物的研究有着雄厚的基础,可以和我们互相促进。

而翟胜利认为,中药如果全部按照西药的研究方法来提取有效成分,那就不是中药了。他认为,只有保持中医药本身特色才能走向世界。他表示,提纯成分只是中药的一部分,如从黄连中提纯的黄连素仅可以治疗腹泻等疾病,而中药黄连则可以治疗暴发火眼、口疮、舌疮、烧伤、肠炎痢疾。他认为,按照中医理论组成的复方有君、臣、佐、使之分,各味药之间的作用有相须、相使、相乘、相恶等,起相辅相成、扶正祛邪、防病治病的作用。他说,中药复方中化学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极为复杂,并不是单味药化学成分的相加。

中药现代化究竟指什么

任德权认为,中药是一门科学,是科学就会不断发展和扬弃。他说,从《内经》到《神农本草》到《伤寒论》,中药之所以绵延不绝,正在于它能与时俱进。而走到今天的中药,要发扬光大就必须现代化,不现代化就无法为现代生活所接受。

国家“九五”攻关课题??“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提出,中药现代化是要在继承和发扬中医药优势和特色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和手段,借鉴国际通行的药品标准和规范,研究开发能够合法进入国际医药市场的中药产品,提高中药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

而乔善义认为,中药现代化首先应该是科学化,而科学化有两条基本的线:一条是中药的产业化,另一条是长期的基础研究。他认为,在中药上,不是我们要同国际接轨,而是国际同我们接轨。

翟胜利认为,中药现代化过程中的产业化和规模化要注意地道药材的生产。中药的药效受到阳光、温度、土壤、水分等地理条件的限制,一味讲究规模化是不科学的,那些临床用量不大的中药材不可能达到规模化生产。他说,一个沉痛的教训就是大规模的“北药南移、南药北种”,把中药的地道性都给冲了,现在恢复起来很难。他说,临床常用中药有五六百种,而能够人工种植的有200多种,余下的300多种就达不到规模生产。另外,不同中药有不同加工方式,而且南北差异大,就这点而言,中药现代化就是加工设备的现代化,而中药调剂却无法现代化。

翟胜利认为,运用现代技术手段进行中药质量控制时,更要遵循中医药理论,不能忽视几千年积累的中药应用经验。他说,指纹图谱可以监测某种中药具有哪些成分,而不能对中药的等级作鉴别。中药等级鉴别方面的人才已经严重缺乏,药学院校对中药人才的培养在很大程度上与西药一样了,丢掉了应该传承的东西。他认为,化学药模式与植物药模式都不是中药现代化,只有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现代中药模式,才是真正的中药现代化。

No.4783
一

一个医学文化宝藏的探矿者

Miscellaneous
中医常识 · Folk remedy

记者(以下简称记):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近年来的发展备受业内人士的关注。十年来,贵社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立足专业,站稳脚跟,飞速发展的奥秘何在?

陆银道(以下简称陆):事业的发展,是在对市场深入和精细地分析把握的基础上,形成科学的出版理念,抓住机遇、脚踏实地地干出来的。北医大出版社分析了自己的资源优势和历史背景,决定以学术著作和专业教材作为发展的突破口,埋头苦干,力争形成品牌效应,在强手如林的出版界占有一席之地。

首先,我们花很大精力抓选题建设,努力开发出自己的特色产品。概括而言:一是查漏补缺细分市场,善于寻找空白点;二是准确定位,定位于专业读者;三是把眼光放长远,没有局限于一时的经济收益。选题建设不仅要有树立品牌的意识,还要维护和延续品牌,使其不断地产生品牌的延伸效应。

其次,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和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是我社快速发展的另一条秘诀。建社十年来,我们用人的基本原则是:精干高效、骨干稳定、人尽其才、各尽其职、择优上岗、优胜劣汰。结果有效地调动了职工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出版社在发展中极探索适合身特色的办社模式。推行策划编辑和文字编辑的分工制度;推行以项目为主体的工作室;成立教材研发中心;实行推销员制度,强化以效益为中心的发行体系;注重企业文化,极力培养专家型的出版人才,走向与国际接轨的办社模式。这些制度措施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我社健康持续、高效快速的发展。

记:对于一般的专业出版社而言,最让社长感到为难的就是学术专著的出版。但是北医大出版社,不但出版了好多种医学专著,而且从未亏本。对这类图书,您是怎样经营的?

陆:在学术著作的出版上,保证质量是第一要素。每年我们接到的来稿有一二百件,最终被选中出版的仅占十分之一。不符合出版质量标准的绝不出版。而真正优秀的学术著作,不仅专业性读者会踊跃购买,还会挖掘出一部分边缘性的潜在读者,从而扩大了消费群体。为此我们出资组建由若干位专家参与的“科学出版基金委员会”,专门负责考察专著的前沿性和权威性以及学术含金量。其次,我们得益于畅通的营销网络。我社图书的三分之一跨过中间商,直接到达读者手中。我们靠长期建立的读者信息库,可以清楚地知道读者在哪里,从而保证了图书销售的最大化。

记:图书市场的折扣战近几年愈演愈烈,危害甚大。北医大出版社这几年,坚持低定价、低折扣的营销策略,利润增长却有因此受到影响,您是怎样看待销售码洋、利润、定价三者之间的关系?

陆:北医大出版社考虑到消费对象主要是学生和学者,书价定得就低,初版没有准备赢利,我们的赢利主要来自再版重印图书。同时我们想方设法降低图书成本,力争以低成本、低定价、高质量的产品确立市场地位。我不赞成一些出版社不谈利润率,只谈码洋的做法。北医大出版社近四年来,利润率的增长要高于销售码洋的增长,说明我们的机制运营是高效健康的。可以说北医大出版社的腾飞是建立在重视管理、不断提高资本运营效果,从而获得较高利润率的基础上的。

记:北医大出版社创办十多年来,您与它同甘共苦,看着它一步步发展壮大,现在面临将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合并,您此时的感想是什么?合并后北医大出版社的优良传统如何得到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扬?

陆:十多年来,我和出版社一起成长,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北医大与北大合并之后,两家高校的出版社合并是历史趋势,仅是时间的问题。我和我们的职工的心态是积极的,我们不靠不等,一直按部就班以年初的规划在实现目标。照目前的合并方案,我们将与北大出版社成立北大出版集团,另外还将陆续成立其他四个子社。二到三年完成制度转换和二次创业,争取到2005年,把我社发展成为大型的医药卫生专业出版社,建成全国医学教材出版中心、医学专著译著出版中心,完成从中型社到大型社的过渡,成为北大出版集团中的核心出版社,年产值达到1.5亿元左右。那时的北大出版集团年总产值要达到8亿元左右。总之,进入北大出版集团,我们将和北大出版社强强联手,资源共用、优势互补,我们将利用北大的品牌优势、健全的发行网络,集中精力抓好选题建设,努力推出一批医学前沿学科的原创性著作,下大力气搞好版权贸易,为迎接入世的挑战、走向国际市场奠定坚实的基础。

记:您的生活阅历特别丰富,先后从事过多行业的工作,在不同的岗位上担任过领导职务,就您个人的感觉而官,与其他行业相比,出版业的特殊性表现在哪里?

陆:社会是一本大书,真正读懂、读好也不容易。我喜欢自学,这些年来基本是边学边干。丰富的生活经验是我创业的源泉和动力。在企业的那段经历,使我深深地意识到管理的重要性。但目前高校的出版社的整体管理水平要低于社会的出版社,好多社长只讲规模效应而忽视管理,事实上,高校的出版社不仅具有雄厚的学术资源,而且享有国家的一些出版优惠措施,理应有更大的发展,可目前的状况却不尽如人意,忽视管理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出版业具有双重的属性,一方面图书是商品,另一方面,出版业又是文化产业,出版界这么多年来一直追求的就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

出版业又是风险性极高的产业,每年北医大出版社要新出100多种图书,能否被市场和读者接受,作为一社之长,每时每刻都心存忐忑。有的选题获得巨大成功,让人惊喜万分,有的选题被读者冷落,又感到寝食难安;有时为一个选题绞尽脑汁,三番五次难以定夺,有时灵感顿现,为想到绝妙的点子而拍案叫绝。书出版后,每当有人赞誉备加之时,心里就由衷地高兴。尤其是近几年,确实是越来越喜欢出版这个行业,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寻宝探矿者,面对祖国无比浩瀚博大、充满神奇和诱惑的医学文化宝藏,就像要去完成一项神圣而庄严的使命一样,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No.4784
道

道教哲学与中医药学的发展

Miscellaneous
中医常识 · Folk remedy

道教和中医学的关系,一般而言,就其内在的文化本体的一致性上,是在哲学层次上的统一。因此,道教对中医学的重大影响,就必然表现为以道的本体论对中医学发展所作的哲学贡献。关于道的哲学研究,以及对中医学的发展的相关性研究,学界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是,由于西方文化和哲学对中国文化发展在近代以来的滥殇,致使对道教和中医学的关系的研究也受到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影响,这种对中医学的形式化的研究道路使中医学的发展迟缓甚或倒退。显而易见,中医学的形式化研究的方式悖离了道的哲学。限于本文的篇幅,本文就道的本体论对中医学的影响进行哲学反思,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医学向道教医学模式发展的理论问题。

一、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和中医学

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以中医学为主体性而言,在哲学上表现出以《周易》、道教、中医学三位一体的道本体论的系统关系。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在中国文化中可谓一以贯之。表现为道统文化特性的中国文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最高目标,因此,尽管中国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但都没有离此鸿的。就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而言,以道的哲学思维方式所受的影响就更是显而易见。就中国文化的历史而论,由于社会实践中的问题所引发,对道的抽象和身体力行成为思想家所研究的具体内容。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道规范自己的理论体系,并直接的影响了《易传》的形成和歧黄之术的理论体系。表现在哲学思维上形成了所谓的“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哲学观。道教为彻底贯彻和实现道家的终极关怀问题,以人生的终生修道为实践,在练功的实践中由于对中医学的需要,实际中的道教与中医学的关系就必然表现为道教学者以道的哲学观对中医学的具体运用,以及在修道的实践中以自身的练功实践对医道的理解而发展为道教医学。因此,道教学者是在修道中身体力行的发展了中医学,并结合练功的机制,对中医学的阴阳、气血、经络、三焦、精气神、以及辩证施治和理法方药等理论及实践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其中,不但以医道对身体的作用加深了对道的理解,而且也以道的本体理论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为中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的大家世人皆知,为人称道,例如葛洪、陶宏景、孙思邈等人。

显然,中医学是主体存在价值关系的主体自为的学问,而道教则是超越主体存在的自为的价值从而达到自在的学问。具体而言,中医学在道教哲学的影响下,以其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制定了中医学的医学模式,而道教则具体的应用了中医学对人体理论的认识,尤其是唐宋以后道教的内丹理论的成熟,更是大量的借鉴中医学有关精气神的理论的结果。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我们在当代讨论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关系问题,最重要的当属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的问题,非但如此,就人类哲学自身进步的需要,也极需从道教哲学中汲取营养,以走出当代哲学的困境,所以,对道教哲学的研究应当是当代哲学研究中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道的本体论哲学研究一直不被世人所重,或者被斥之为形而上学。所以,对道教哲学及道教医学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因此,应当引起重视,这不但为中医学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之必需,以推动中国传统医学模式的进步,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之必然;就走出当代的哲学困境而言,对道教哲学的研究也必然在发现其对本体论的贡献中认识到其重大的理性意义和社会实践意义。

因此,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意义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以道本体论对人的存在及医学模式的定位,将决定中医学的今后的发展方向。表现为当代气功热形式的文化现象,已透视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潜在性影响。但进一步对气功理论的深入研究受到当代思维方式的限定而出现重重困难,因此,对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正本清源──对道教哲学在哲学发展中重新定位,即在其自在的道本体上对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关切和可能实现的方法论中实现当代哲学的革命,是道教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向。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在对道教哲学的终极关怀所能实现的道路中,反观中医学的理论和实现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合理定位,以发现西方医学模式中的问题,并在人类存在的问题中发现其本质性的问题,以此映现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性,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使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所实现的价值与自然之道真正的统一起来,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为转向自在。显然,这已超出了医学模式所研究的问题,也正是这样,才显现出中医学的整体和全面性,因为中医学历来主张人的生存环境的自为不但是医学应注重的,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应与其统一的,因此,古代的“儒必通医”的主张在当代不失其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的意义。

二、道的形上学及其对人的形而下存在的统一

道的形上学问题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以道教哲学的形式来定位,其中需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是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及其道教哲学的优越性何在以及对当代哲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这一问题自在于道教的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以“智慧”定义哲学,毫无疑问,道教的思想体系中处处充满智慧,如果从黑格尔的哲学标准定义哲学,则道教哲学并不属于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哲学体系。道教哲学表明,道教哲学以“道”的本体论规范主体的修为与“道”合一,这种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始终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源于道家的“道”的哲学,并以“道”规范主体的修为而成道教的形式其本质上是“道”哲学的统一性。今天看来,这种哲学在人类哲学中尽管有相当多的内容需要完善,但其表现的重要性是相当明显的,因为主体的存在本质及其实现在本体中的地位是人类哲学的终极关怀之所在。显然,其中的形而上学与《周易》的形而上学同出一辙,人的形而下存在的中医学体系的形上部分与《周易》及道教的形而上学统一,这在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医学不仅是医学,而是关于人的完善自身存在的学问。中医学所包含的道德和伦理的思想,以及人文关系,天人合一及运气学说的规则,都表明实际上的中医学被中国哲学所包容。

但是,应强调指出的是,中医学的哲学因其对主体的关怀所必需,导致其重要的理论支柱就只有向道家及道教的终极关怀中汲取。如果说中医学的发展是在的索取了道教对主体的终极关怀的理论形式而成功的解决了其中的重大的理论和医疗实践中的问题,那么,这一历史事实所反映的道教哲学中的关于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成就本身就成为当代重要的哲学问题。

老子在《道德经》中规范了道的本体论意义并在相当多的方面由此指示出主体的方法论。《周易》在基本的意义上指出了道的形而上学问题。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这始终是哲学的重大问题,但西方哲学对此已无能为力。由于《道德经》和《周易》以道的方式对这一问题的限定,使之对人的本质性存在的形式问题没有在基本的哲学意义上给出,所以,人类的存在的所有问题表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是当代哲学应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医学在映射这一问题中,表露出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尤其《内经》中的有关论述,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受《周易》的道器之论之启发,形成了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始点,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间者也”,因次,人是存在中的形而中者。人是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将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的重大的中医学的哲学问题。(限于本文的篇幅,有关的具体论述请参看笔者的其它文章)。

三、中医学的医疗模式及其在当代的发展道路

自晚清开始的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和当代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以来,对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研究,其中的重要的反映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中医学范畴几乎都以西方哲学的模式进行了解释。对于这些解释,已成为中医学的哲学研究的主流,但是,由于哲学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失缺,以西方哲学作为主体形式的研究就不能正确的和全面的反映出本在的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因此,从本质上重新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道家和道教哲学对中医学的重要性及其在当代的发展方向,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思维方式和其产生的对思维的形式的统一性是哲学的自在,那么,一定的知识形式将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哲学只是从形式中所发现的基本规则。因此,就中医学的形式而言,如果承认其是不同于西方医学的独立的形式,那么,自在的哲学就是与西方哲学的形式所不相容的。所以,与西方医学是西方哲学所生成的医学形式一样,中医学也只能是其自身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形式。所以,从中医学的形式中分析其哲学思维,体认其自在的哲学,也许是比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的研究方式对发现中医学的哲学模式更为有利。

长期以来,有关中医学的哲学的研究,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哲学思维属于辨证法的思维方式或朴素的辨证法,由于中国哲学的自在方式产生的中医学,使以西方哲学中的辨证法的方法认识和研究中医学形成相当大的曲解,由此导致不但不能从本质上认识中医哲学,而且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从哲学上的正本清源就是当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中医学的主要理论之一,两者的理论关系在哲学中的统一,构成了独具理论特色的中医的治法和治则的诸要素,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反映出中医学中的认识论的哲学体系,是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一脉相承的。探讨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分析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所反映出的中国哲学内涵,是哲学的重要任务,而道教学者在修练和医疗实践中总结出的功理功法,无疑是对问题的解决,而这些应在当代加以研究的。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对疾病认识并采取相关的医治方案的中医学的重要的理论,两者反应出的对疾病的认识,就人是自然界的整体存在物于其中而言,是相当深刻的。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病因辨证等,辨证虽有相当多的方式,但以阴阳为体。《周易》有“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论,是辨证的总纲。施治与辨病施治虽表现为“同病异证”、“异病同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较为复杂的关系,但只要在阴阳上辩病识证,就可事半而功倍。总之,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种高级的综合性的学术修养,与形而下的西方医学绝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中医医疗特点的存在,中医学人才的培养的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这关系到中医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就目前我国的中医学人才的培养教育体制而言,由于与中医学自在的规律相悖,已严重的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降低了中医的医疗水平,不但少有近古以前的大家,而且使目前的中医学人才也青黄不接。

我认为,中医学的发展道路应在以下的改革中进行:

1,改革中医学的教材。应编写中医哲学教材,增加开设以“道”为基本内容的“中医哲学”课,锻练加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使学生建立起一定结构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以利于中医学的学习和中医的医疗实践。不但如此,还应在普通小学教育中,增加以中医学为基本的世界观和养生学教育,真正的使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对生产高素质的中华民族而言,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

2,中医人才的培养道路,应走“师徒制”,这是中医学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模式之传承所必需的,这不但为中医学技术的口授心传特点所决定,更多的则是中医学的道德伦理的特色所限定的问题。实践表明,这一不成制度的制度,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圣手。但现代的中医教育体制下少有这样的人才出现,其中的教育体制不可不彻底的反思。

3,中医学问中,向有“学医三年,天下无不治之病;行医三年,天下无可用之方;”之论。因此,中医学不同于其它学问,其所探索和解决的问题,是中医学者终生所追求的学术问题。所以,政府在医学的管理模式上,应尊重中医学的学术特点,保护和礼遇中医学人才,使其学术研究不被政治所左右,并为其创造优越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环境,使优秀的青年能够走进学习中医学的大们并为此而贡献。这是保护和发展中医学的当务之急。

4,改革中医学的医疗模式,采用以中医诊断为主、西医医疗仪器诊断为辅;中药和道教内丹疗法为主、西药为辅的治疗方法。

5,抱朴子葛洪有“食补不如药补,药补不如气补”的重要的医疗思想,因此,中医疗法应采用以重在内养精气神、以合大药为内药的治法治则为主,辅以中药调整和治疗的道教医学体系。道教医学体系的实行,不但可彻底根治疾病,提高人们的生存境地,并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补中医和中草药资源的紧缺。因此:

6,中医院的办院方针应以道教内功为主,药物为辅;疗养与治疗并重的医疗模式。对患者授以道教内丹功法、四时养生、动静相宜为辅的医疗思想,在练功中辅之于中药。这一医疗模式的实行,使之患者能在今后的生活实践中持之以衡并长期受益。

以上应为中医学在当代发展的长期国策。

总之,中医学是人类文化中独特的不可多得的宝贵的财富,在其发生和发展的历程中与中国道家哲学息息相关、与道教学者的身体力行的医疗实践中所做的贡献密不可分。但是,中医学尽管理论成熟,门派众多,在历史中所形成的医疗模式表明(以中医七大门派的理论为主),其治法治则上的主体部分都是采用投以中草药物、以经方为主、时方验方为辅的医疗方法。在人类理性不断进步的当代,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不断深入,随着当代哲学革命的完成,中医学必将最后完成以道教医学为主体医疗模式的转向,而这一转向是在近代就应完成的,只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致使这一工作无法进行。历史将表明,厚西薄中是浅薄的。在当代中国文化热的国际大环境中尽快的完成这一工作,使中医学在世界医学中重放异采,中国的哲学和医学学者责无旁顾、任重道远。我们当以此共勉。

No.4785
神

神农尝百草,传说中的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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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常识 · Folk remedy

以神农为本草之宗的神话已经流传了几千年,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发现一些早期古代文献的记载并非仅仅是旨在尊圣尚古,而是以历史真实性为依据的。神农和药的关系最早见于《淮南子.修务训》:“神农乃始教民,尝百草之滋味,当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由此医方兴焉”。说尝百草,有了药而医学勃兴。后又见于《史记补。三皇本纪》:“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既尊神农为三皇之一,又是医药的创始人。《世本》也说:“神农和药济人”。可见神农不只是尝百草认药,还有遣药之能。宋代刘恕又把以上诸论综合起来,他在《通外纪》中说:“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近年考古尚没有发现方书,但确认了尝百草的历史年代和活动区域,说明古人以神农尝百草之说溯本崇源言大道的立意正确不谬。

现代考古认定,距今五千至一万年前,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即传说中的神农时代,距今五六千年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时代过渡的时期,即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神农、黄帝既是氏族领袖,又是氏族和部落的称号,分别代表着两个时代。神农氏族,姜姓,又称炎帝,《大戴礼记.五帝德篇》又称赤帝,原是西戎族的一支,以牛为图腾。最早居住在大西北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甘肃、青海、陕西等省,炎帝族先于黄帝族自西北进入华北、中原等地区,后来又逐渐向南方转移至湖湘。炎帝族在进入中部地区时,与最早进入中部地区的南方“蛮族”的九个部落联盟的九黎族发生冲突:蚩尤是九黎族的首领,兄弟八十一人,即八十一个氏族的酋长,炎帝族被迫逃避到涿鹿,后来炎帝族与姬姓、号轩辕氏又号有熊氏的黄帝族联合,在涿鹿大械斗,攻杀蚩尤。继后炎黄两族在阪泉发生了三次大冲突,黄帝族统帅以熊罴、貔貅、虎的各族打败了炎帝族,之后炎帝族逐渐在中部定居下来,延续了炎帝的文化。

神农氏族时代,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也是重要的部门,并有制陶、纺织等手工业,已经用弓箭,有货物交换。在陕西半坡遗址出土有石斧和骨锄,有一陶罐粟在居室内发现,另一陶钵粟是作为殉葬物放在墓葬里。在湘南,八千年前左右的澧县八十?遗址,发现稻谷和大米两万多粒,是全世界史前稻谷物发现最多的地方;还有木耒,木铲和骨铲等农具,以及木杵等加工工具,与《周易?系辞》“神及氏作,木为,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的记载完全相合。成书于战国中期的《尸子》说“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续三皇本纪》记载炎帝称帝“五百三十年”。近年史家据澧县八十?遗址发掘出的一些台基式建筑,认为该处曾是6500年前神农氏族的中心所在。第一代神农当是从这里出发南巡为民治病,因误尝断肠草而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这也与神农氏尝百草而遇毒的传说相合。神农氏族因缔造农耕文明而被拥载为中心氏族,其子孙从此繁衍于四方。最后一代炎帝榆罔部落,因败于阪泉之战,叶落归根于先祖的寝陵附近。

据以上考古资料,足以说明中药起源于先民的农业文明时代,尝百草遇毒,果然实有其事,故《墨子.贵义》说:“譬若药然草之本”,后世以此称中药学著作为“本草”。汉代把药学名著冠名《神农本草经》,既是“言大道”(《尚书.孔安国序》),又是对先人发现药物的尊崇。

No.4786
南

南北宋时期我国医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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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常识 · Folk remedy

公元960年,赵匡胤废除了后周恭帝,自己登上皇位,建立宋朝,以汴粱(今开封)为都城。继而又结束了五代十国封建割据局面,中原暂告统一,但与当时的北方辽国,西方的西夏,仍然对峙。其后历经九帝,至1126年,被北方倔起的女真族建立的金国攻占汴粱,徽、钦二帝被掠,北宋灭亡。滋宗九子康王赵构渡江移都于临安(今杭州),亦经九帝,至1279年为蒙古人所灭,史称南宋。两宋共计319年。

宋朝实行中央集权,赵匡胤即位初期,一方面用计谋令部下交出军权,由他统一掌握,另一方面着重文治,在国家职能上,增强文职官员对国家大事的筹划,并积极推行科举制度,选贤任能。在经济方面,宋代徭役税收在不同地区较有减轻,加上农田水利建设和科技文化进步,宋代初期社会生活确曾出现了比较繁荣局面。但自中期以后,由于辽与西夏的侵扰,经济不振,国势日渐衰退。南宋偏安一隅,与金元对峙,政府奸佞当道,置民族矛盾、民族斗争于不顾,只集中注意力横征暴敛,宣扬封建的纲常伦理,以加强对人民精神束缚,致使爱国的文臣武将才华得不到发挥,国家从衰弱终于灭亡。

宋代是我国科技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和应用是它的重要标志。

由于中外交通日益发达和内陆漕运的需要,宋代造船业较前大有发展,海船航行中有“指南针”,进一步推动了我国航海事业。中国磁器、茶叶等大量出口,而南亚、中亚各地所产药物、香料等又大量输入我国,以至有宋一代,使用辛香药物逐渐增多。还应指出,宋代文化事业发达,是和造纸与雕板印刷术的飞跃发展分不开的。我国利用竹子造纸,原料无缺,加上技术进步,使造纸业发展很快。至于雕板和印刷,虽创始于唐代,但至北宋时,我国南北各地均拥有一批雕板高手,当时官修多种书籍规模很大,也促进了我国雕板事业的发展。北宋中期毕升发明活字板,更标志我国印刷事业的进步。

北宋中期,还有一些文人对宇宙起源,以及人的精神,(理)和物质(气)的依存关系等哲学基本问题进行了探索。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各自发挥了义理性命的论说。到了南宋,著名学者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对太极、理气作了全面总结,提倡欲存天理必须克服人欲,其理论很符合封建统治者需要,因此很受重视。后世更被推祟为儒家正统。

另外,从北宋开始,历朝皇帝都很祟信道教。如宋太沮赵医胤纂修《开宝本草》就吸收道士马志参加。宋太宗纂修《太平圣惠方》,主撰者王怀隐也曾当过道士。宋太宗还曾诏见华山道士陈博,并赐封号。至真宗时,他续修《道藏》,在各地大建道观。至徽宗赵佶时,对道教更加祟信,他曾封道士林灵素为“通真达灵先生”,而自封“教主道君皇帝”。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赵佶主持编纂的医学书籍《圣济经》和《圣济总录》,其中的相当篇幅反映了他崇信道教思想的内容。

北宋历朝皇帝对医学之重视,是史无前例的,特别是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些文臣武将也多关注,如掌禹锡、欧阳修、王安石、曾公亮、富弼、韩琦、夏竦、宇文虚中也都参加古医书之整理,苏拭、沈括、陈尧叟、孙用和均有个人收集的医方著述,计北宋现存的医方与临床各科医书约近百种。至于由于北宋校正医书局刊印医书后,对于各科临床及伤寒学研究的专著增多,都反映了一定历史时代的背景和各自特点,宋代医学的发展还表现在医学教育的发展,疾病诊断水平的提高,以及临床各科的进步。

No.4787
晚

晚清时期我国的中医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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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常识 · Folk remedy

近代中医教育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晚清时期,从清同治元年(1862年)京师开设同文馆、太医院教习厅复设医学馆,至光绪末年各地出现的中医社团组织,为官办医学教育延续及民办中医教育之兴起。

第二阶段北洋政府时期,从民国二年(1913年)神州医药总会晋京恳请提倡中医中药、准予另设中医医药专门学校,l925年全国教育联合会议决请教育部明定中医课程并列入医学教育规程案,为我国中医界申请办学立案成功开始。

第三阶段民国时期,从1929年至1949年,那是我国中医界在艰难困苦的历程中坚持学校教育、兴办发展学校教育,闯出了一条教育自立的道路,成为中医近代史光辉篇章之一。

近代中医教育,当然还包括传统的以师带徒教育,其与中医院校教育并存互为补充发展,在近代中医教育史上仍占居一定位置。

光绪24年(1898年)期间,设立医学堂,归大学堂兼辖。变法失败,一切“新政”均被推翻,独京师大学堂获得保存,及至光绪28年(1902年)春张百熙拟《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大学专门分科课目中,医术列于第七,下分医学及药学两目。

京师大学堂为适合医学专门教育需要,旋于1903年规画一医学馆。

光绪33年(1907年)将京师医学馆改为京师医学专门学堂,中西学科肄业,各以深造有得,切于实用为宗旨,其应如何补习普通偏设课程,酌定年限,由学部遴员详议。但由于当时我国无论是中医教育或西医教育,都缺乏办学经验,学部无法具体厘定各门科目教学规程,遂将京师医学专门学堂学生全部送日本学习,朝廷官办中医教育至此暂停。

我国近代史上民间最早出现的中医办学机构,是浙江省瑞安县利济医学堂。利济医学堂创建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主办人陈虬,字志三,号蛰庐,乐清人,1885年集同志建院于浙江温州府瑞安城东,实欲借学堂为造就人材之地(LinQianliangEarlyTraditionalChineseMedicalschoolsinModernChina.ChineseJournalofMedicalHistory,1980,10(2):90.林乾良:我国近代早期的中医学校,中华远史杂志,1980,10(2):90)。

1912年医学求益社改名医学卫生社,宗旨更加明确;“联络医界团体,振兴医务教育”。(TeachingMaterialsofGuangdongMedicineandBeneficenceAssociationGuangzhouShigiPuhuaiyiGuandongYamianEdition,1914.广州医学求益社卷,广州十七甫怀驿关东雅面印本,1914),1917年该社衍生“广东中医教员养成所”,1918年原求益社同人又创办“广东医学实习馆”,直至1924年,全部归并入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由此可见,近代中医院校实际上诞生于中医药社团组织,而中医药社团组织为谋求自身集团利益又必须创办发展自己的教育事业,培养一批能为该集团利益服务的专门人才。

No.4788
15 remedies · page 266 of 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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